重金聘请、海内外联合研究等方式的十五年引智之路，为中国科技的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亦不乏诸多争议之处
2月10日，在中国科学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暨2009年度第一次工作会议上，人才问题成为会议的焦点。会议审议了《中国科学院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管理实施细则》、《中国科学院高级技术支撑人才引进与培养实施细则》等七个管理文件。
而在15年前，中科院启动了大规模引智的“百人计划”，以每人资助200万元的高强度引进人才。这笔经费支持主要包括科研经费、仪器设备费和住房补贴费。
作为这个计划的补充，中科院又于1998年启动了“海外优秀人才计划”，2000年推出“海外知名学者计划”等。
“百人计划”千人受益
白春礼在去年底召开的创新团队和“百人计划”入选者工作交流会上透露，截至目前，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共计1569人，其中20人已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有339人入选“百人计划”后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占全国杰青获得者总数的16.8%。“百人计划”累计支持了1300多人。
“百人计划”的实施探索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按照最初的管理办法，在2002年前，“百人计划”是由研究所设岗招聘，然后经中科院统一评审后给予资助。但是一些研究所为了争取院里的经费支持，对引进人才是否促进科研发展缺乏足够的论证，盲目引进。
为此，中科院对管理模式进行了调整，从研究所自主决策的人选中，由院里择优支持。按照新的管理模式，各个研究所按照标准自主引进，经院里审查合格后即给予“百人计划”称号，研究所对入选者回国后要提供不少于70万元经费的支持。而入选者在工作一年后再参加由院里统一组织的择优支持专家评审，通过者方能获得院的专项经费支持。
对于“百人计划”的实施，其影响越来越广，一些国际知名的年轻学者不断被中科院招至麾下。2002年11月，曾任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颜永红和曾是他部下的六位科研人员先后“跳槽”，来到了中科院声学所，组建了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科研团队——中科信利语音实验室。
“百人计划”让一些省市甚至大企业纷纷效仿。2009年1月22日，在广东省与中国科学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的签字仪式上，双方合作成立了全面战略合作领导小组，并表示将探索中科院“百人计划”为广东大型企业吸引高水平研发及管理人才的新机制等。
长江学者已成中坚
作为国家教育部第一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何赛灵从瑞典皇家工学院到浙江大学任职以来，颇受学生的爱戴。他独创了将年终的联欢会转变为议事会的办法，借此聚会机会把一年来的科研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融合起来。
长江学者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场始于11年前的引智计划，给高校带来了福音。1998年8月，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共同启动实施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该计划包括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岗位制度和长江学者成就奖。
10年里，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为该计划捐款1.2亿人民币。而10年来，经过该计划，115所高校共聘任长江学者1308人，其中特聘教授905人、讲座教授403人（全部从海外招聘），特聘教授平均上岗年龄42岁，讲座教授的平均年龄46岁。
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共有38名长江学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6名长江学者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名长江学者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81名长江学者担任“973计划”首席科学家。
引智资助纷纷登场
除了“百人计划”、“长江学者”对中国引进人才的巨大作用外，教育部的春晖计划、中国科协的海智计划、团中央的海外学人回国创业周、中国广州留学人员智力交流会、浙江留学人员经贸洽谈会、欧美同学会21世纪中国系列研讨会等，都为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短期为国服务搭建了平台。
1997年，为了支持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教育部全面实施“春晖计划”，由其拨出专项经费资助在外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当年，该计划就资助了600多名在外留学人员短期回国服务。
为提高资助效益，教育部还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活动。如：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问题实施的“留法学者支持西部建设项目”；针对中国老工业基地改造发展问题实施的“留学人员为辽宁大中企业技术改造服务项目”；为培养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能以工程方式解决复杂金融问题高级人才而实施的“培养金融工程博士项目”等。
2004年2月18日，中国科协印发《关于启动和实施“海外智力为国服务行动计划”的通知》，成立海智计划领导小组，提出通过促进与境外的民间科技团体交流与合作，从引进海外智力入手，通过专题研讨、短期兼职、项目合作、考察交流、技术培训和咨询以及中介服务等方式开展工作，为旅居海外的科技人员回国创业、为国服务搭建平台。
比如，为助力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重点依托17个分会，开通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海外体育科技资助和服务通道，开展2008年北京奥运与运动员心理训练项目，直接联络并邀请海外中国学者回国参加2008年奥运会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工作。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7年底，中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31.97万人，尤其近几年留学回国人员规模呈逐年扩大趋势。在教育、科研领域，77%的高等学校校长、84%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5%的中国工程院院士、62%的博士生导师和71%的国家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主任有过出国留学经历。
漏洞尤存
对于中国的人才引进，其产生的效果毋庸置疑，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争议。
近年来，被揭发出来的一些引进人才涉嫌学历造假、抄袭等事件并不少。
其中，“汉芯”造假事件成为2006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2006年1月，网上一神秘帖子称，2003年2月，在摩托罗拉公司做测试的工程师陈进，将一片从美国买来的MOTO-freescale 56800芯片，雇人磨掉原有标志再加上自己的LOGO，“研制”成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并借此当上了上海交大教授、博导、微电子学院院长。借助“汉芯一号”，陈进申请了数十项重量级的科研项目。
5月12日，调查结果公布，经科技部调查组查实，陈进在负责研制“汉芯”系列芯片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造假和欺骗行为。陈进因此受到被终止有关科研项目，经费被追缴，撤销院长职务、教授资格等处罚。
尽管如新语丝等民间网站屡次曝光一些假文凭、假学历嫌疑，但是像陈进这样“人赃俱获”的查实案例并不多。更多的争议，在于海外人员真回国还是回国获取高额待遇却把大部分时间留在海外。
全薪全职？
围绕长江学者应聘后是否能达到要求的回国工作时间，2006年7月，哈佛大学华裔教授丘成桐炮轰北京大学的引进人才“大部分是假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的交锋中，北大在其官方网站发表文章表示，北大引进海外人才经过严格的筛选程序。
尔后，随着媒体报道的深入，事情却渐渐演变为学术界的数学派别之争。
不管这场争论的底幕究竟如何，其原始的问题却引发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即在中国以大量财力物力搞人才引进时，对于引进人才应该如何甄别和使用。
此后，引进人才是否能全时回国工作一直引人注目。比如2008年下半年，普林斯顿前教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施一公在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时，他是否全时回国工作等争议又一次吸引了媒体的众多目光，该基金要求申请者全职在国内工作。尽管清华校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施一公本人都声明他属于全时回国、其申请杰青基金时仍然保留的国外学术机构职务属于不拿工资的过渡性质，但是这一争端足以显示学界在海外人员是否全时回国这一问题上的脆弱神经。
机制待配套
人才引进之后，一方面要搞好服务配套，一方面也要有监督管理机制，这是对人才引进的一个普遍观点。但是，现在中国的科研文化、机制、环境等究竟如何呢？
1月29日，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题为《中国瞄准海外高端人才》的文章提到，评论家们普遍认为，“千人计划”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中国的本土人才能否获得相类似的支持，以及能否改革中国的科研体制。因为中国的传统是既不鼓励质疑的精神和学术交流，也不保证公平竞争。
事实上，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
丘成桐就曾指出，只重量而不重质，无论合并大学也好，招收研究生数也好，产生的论文数量也好，绝对不是培植第一流学问、学者的方法。这种机制没有改进，中国学问永远做不出去。
科学网博主、石油大学（华东）教授李世春在一篇博文中指出，世界性的科学大师，应该是其文章被广泛引用、理论被广泛应用，而不是通过什么专家鉴定，贴一个什么“世界领先的”、实际是完全在忽悠老百姓的毫无用处的标签。也就是说，“大海龟”能否成为世界性的科学大师，这绝对不是靠外围人员的忽悠就能解决问题的。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肖立志在科学网撰写的另一篇博文写道，海外人才引进制度上有缺陷。政策制定者（职业政治家）、引进者（名义老板）、使用者（实际老板）、竞争者（同事同行）的严重脱离，形成引进制度以及引进人才的脱节！
在另一篇博文中，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徐坚则认为，人才呼唤改革，改革也同样需要人才。人才与体制，真的好像是鸡与蛋的关系，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估计一时半会儿是扯不清的，看来也只能是齐头并进了！
上述热文都是在“千人计划”被宣布后“百花齐放”的。不过，有关人才引进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的热议，已非一朝一夕。